擴大消費需厘清一些認識

　　作者：范志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復蘇背景下，人們對經濟增長、物價、消費、儲蓄、負債、居民負擔等因素之間復雜關系有著不同的認識和觀點，有不少困惑。比如說，有觀點認為經濟增長與物價（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高并存，經濟增長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福利，而高企的物價（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又加重了生活負擔，生活負擔的上升迫使人們不得不增加儲蓄和負債，于是人們看到高生活負擔與高儲蓄率并存、高儲蓄與高負債并存等。一方面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確實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另一方面人們又感到不斷上升的生活壓力。那么我們的生活有沒有變得更好，這有必要正確理解物價、消費、儲蓄、負債和居民負擔之間的關系，破除一些日常生活中似是而非的觀念。

　　厘清居民收入的使用過程

　　我國經濟復蘇真正的艱巨性體現在全球經濟衰退預期加劇的背景下如何能夠實現可持續性復蘇直至實現經濟擴張。疫情防控政策調整之后的經濟重回發展軌道需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正常經濟活動秩序恢復時期，第二個階段是經濟活動能力修復時期，第三個階段是經濟活動擴張時期。每一個時期的主要內容各有側重，所需時間長短和實現的難度依次增加。對于政府宏觀經濟政策支持的側重點和力度要求各有不同。

　　在經濟復蘇的初始階段，我國面臨最大的困難在于總需求不足，而擴大總需求的難點是如何擴大消費需求。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3年2月份數據，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增長僅上漲1.0%，環比則下降0.5%。通貨膨脹的風險不高，反而有潛在通貨緊縮的危機。經濟正常增長情況下，消費者價格同比增長率一般保持在2%-3%。當前較低的同比增長率水平以及出現負增長的環比增長率表明我國消費市場處于整體疲弱的局面，消費需求不足。研究發現，消費支出的決定因素取決于消費者當前擁有的財富水平以及未來的可持續收入水平。

　　要全面理解收入增長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以及啟動消費的困難之處，需要首先厘清居民收入的使用過程。首先名義總收入扣除各項稅收和社會保障繳費之后剩余的部分成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是可支配并不意味著可以“自由”支配。因為在消費者的支出中有些支出屬于剛性支出，包括各種貸款利息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支出等等。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截至2022年底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為61.9%。居民部門的杠桿率是指居民部門的名義賬務與整個國家GDP總量的比例。如果居民部門貸款利率按2003年4.3%的基準利率計算的話，粗略計算在20年內如果居民部門的杠桿率保持不變，那么每年均償還本金利息約占GDP的4.6%。2019年我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為66.2%。以此為標準，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中至少7%的部分用于償還債務的利息與本金。事實上，前幾年居民貸款利率比此更高，由此實際發生的本利支出更大。由于這部分支出不是用于消費，因此會被統計為家庭部門的儲蓄。但是這種儲蓄事實上具有某種“強制”的性質，剩余的部分才是用于購買食品、居住、交通、通信等消費品和服務的支出。

　　厘清物價和消費的關系

　　有觀點認為物價下降可以促進消費，物價下降可以提升財富的購買力，這種效應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庇古效應”。英國經濟學家庇古認為當經濟衰退時，物價下跌將促進消費需求推動經濟自動復蘇。因此經濟危機不需要宏觀經濟政策干預。然而1929年至1933年的大蕭條徹底粉碎了庇古效應的神話。經濟蕭條引發的物價下跌往往伴隨人們收入的大幅下降，進而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庇古效應即便存在，對消費的促進作用也極其有限。1998年和1999年我國經濟連續兩年出現通貨緊縮，消費者價格指數分別下降0.8%和1.4%。這兩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7.8%和7.6%，遠遠低于此前幾年的水平，國民經濟出現了較大困難。部分消費服務相對價格降低有利于改善居民的消費水平和福利水平，例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等。但是從整體來看，如果消費品價格全面下降，這對于宏觀經濟絕對是一場災難。全面的通貨緊縮不僅不會改善人們的生活反而會惡化絕大多數人的消費。

　　厘清消費和儲蓄的關系

　　有觀點認為消費下降是由于高儲蓄造成的，越來越多的儲蓄存款擠占了人們的消費，主張動員人們把儲蓄存款用于消費就可以提升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把儲蓄和居民在銀行的“儲蓄存款”混為一談。儲蓄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是指收入中沒有用于現在消費的部分。儲蓄是消費者將當前收入用于將來消費的部分。因此，除非收入或者未來支出有顯著變化，消費者不會改變自身儲蓄。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我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約為66.2%，家庭部門最終消費占GDP的45.2%，粗略的計算可以得到家庭部門儲蓄率為31.8%。從2010年以來已經處于持續下降趨勢。消費者儲蓄的形式多種多樣，持有銀行存款是儲蓄的形式之一。銀行存款的增加表示消費者以持有存款的形式進行了儲蓄，這些存款在短期內轉化為消費的概率較低。不能將儲蓄存款增加解讀為居民消費能力增強，或者試圖將儲蓄存款轉化為消費。

　　厘清收入和生活負擔的關系

　　有觀點認為居民收入提高與生活負擔感受沉重之間存在悖論，從而質疑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整體趨勢。新冠疫情期間居民收入增長確實受到較大沖擊，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居民的消費同步提升。除此之外，居民生活負擔感受沉重相當大程度上與剛性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過高有關。雖然扣除稅收和社會保障繳費之后剩余的收入被稱為可支配收入，但是這些收入并不意味著居民可“自由”支配。扣除相應的債務本金和利息支出之后，食品消費、居住消費、教育、醫療等剛性消費占比越高，居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占比越低，就會感覺生活成本或者生活負擔越重。在最新的居民消費支出結構統計中，食品煙酒類占比達到27%，居住類占比達到22%，兩項合計占比接近50%。再加上日常工作必需的交通和通信支出，醫療保健支出各占11%，總收入70%左右的支出已經屬于剛性支出。剩下30%的支出中教育、文化和娛樂又占去了14%，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比例其實沒有想象的那么高。

　　儲蓄作為收入與消費的差額，其增長無非來自兩個渠道，一是居民收入增長；二是居民消費的減少。更多的情況則是在收入和消費均出現增長的情況下，消費增長的速度慢于收入增長的速度，結果導致儲蓄率上升。要看到這種高儲蓄率可能與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以及預期未來生活負擔的加重有關。從表面的邏輯看，既然生活負擔沉重就應當更多花錢減少儲蓄，或者說有較多的儲蓄就會減輕生活的負擔，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這兩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種合力。根據調查，居民儲蓄的目的主要有“攢教育費”“養老”“買房和裝修”等，所以，高儲蓄無疑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厘清高負債加劇高儲蓄現象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截至2022年底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為61.9%。這個指標在2020年3季度之后基本保持穩定，說明我國穩杠桿的宏觀經濟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2008年1季度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居民部門的杠桿率為99.1%，接近100%。從金融安全的角度看，杠桿率越高，居民部門為此承擔的利息負擔也越高，面臨的金融安全壓力也越大。同時，給定居民的收入水平不變，過高的杠桿率意味著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支付這些利息支出的比例越高，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比例越低。因此合理降低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和債務負擔既有維護金融安全的意義，又可以對啟動消費發揮重要作用。

　　厘清消費和投資的關系

　　啟動消費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系統性的解決方案。有觀點認為只要把投資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甚至絕對水平降下來，那么消費及其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自然可以提升。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消費增長是建立在收入持續增長的基礎之上的。正確理解投資與消費的關系，首先需要考慮減少投資是不是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有觀點認為只要政府把用于投資的資金用于居民消費就可以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理解，首先要看到政府很多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是債務融資，必須以相應的資產或者未來的收入為抵押才可以獲得融資。如果政府債務主要用于擴大消費，必然會在將來導致政府的債務危機。事實上政府的收入不是憑空產生的，也是通過稅收等方式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獲得的。政府花的錢越多，就表明政府征的稅越多或者負債越多。一些發展中國家通過擴大財政赤字的方式提高消費，寅吃卯糧。這種方式雖然對提高短期消費水平有幫助，但是卻使國家的財政和經濟發展因此背上了沉重負擔，往往陷入更加嚴重的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