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兩次世界性糧食危機

　　作者：馮維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糧食安全問題不僅關乎口糧，更涉及世界經濟發展、地區國家穩定，是事關人類生存的根本性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已經經歷過多次世界性的糧食危機，其中就包括2007—2008年和2010—2012年的世界糧食危機。探討引發這兩次世界性糧食危機的深層原因很有必要。

　　兩次世界糧食危機的持續影響

　　2007—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還在肆虐全球時，大量發展中國家還受到此前已然顯現的全球糧食危機的嚴重影響。人們擔心糧食價格上漲對低收入群體、減貧工作以及糧食進口國的政治和社會穩定產生不利影響。糧農組織數據顯示，在2007年食品價格上漲之前，全球饑餓或營養不良人口約為8.5億人，2007年猛增7500萬達到9.25億人。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FFPI）從2005年到2006年增加了12%，到2007年增加了24%，2008年1月到7月同比增加了約50%。2008年，谷物價格指數達到峰值，是2000年的2.8倍。世界銀行數據也顯示，2005—2008年，全球糧食價格上漲了83%。2005年1月至2008年6月期間，玉米價格幾乎增長了兩倍，小麥價格增長了127%，大米價格增長了170%。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嚴重威脅世界中低收入人口的生存。當時全球66億人中有26億人的每日生活費不足2美元，其收入的60%到80%被用于食品消費。其中，受糧食價格飆升影響較大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缺糧國。

　　2008年世界糧食危機之后，國際糧價并未回落至危機之前的水平。2010年后新一輪糧食危機爆發，國際糧價繼續攀升。2011年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FFPI）達到131.9，較2010年增長了23.6%，比2008年創下的歷史高點117.5還高出12.3%。一些發展中國家首當其沖：巴西圣保羅的玉米價格在2010年6月至12月的半年時間里上漲了56%；同期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的小麥價格上漲了54%；布隆迪首都布瓊布拉的豆類價格上漲了48%。

　　糧食危機沖擊面廣，但承壓最大的依然是全世界特別是低收入國的困難群體。人們在購買食物時變得越來越謹慎，接近貧困的人陷入貧困，而那些已經貧困的人則遭受到比以前更嚴重的剝奪。與此同時，低收入缺糧國家需要緊急糧食援助的人數也有所增加。另外，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群體也受到影響。中低收入家庭的食品支出下降，迫使家庭減少進食次數，減少多樣化和營養豐富的食物消費。一些發達國家的窮人和其他社會群體的長期輕度營養不良現象激增。這輪糧食危機同樣在一些國家引發了社會動蕩。2010年9月在莫桑比克發生的糧食騷亂和在幾個北非國家發生的抗議活動，都反映出高糧價對困難群體的持續影響。

　　兩次世界糧食危機的制度根源

　　無論是2007—2008年，還是2010—2012年的世界糧食危機，除了氣候與災害、生物燃料擠出、金融市場投機、暴力沖突等在器物層面對供需的直接影響之外，其背后還有更加復雜、更深層次的制度原因，即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擴張，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能力被發達國家政府、國際機構以及國際糧食巨頭“合謀”剝奪，從而使這些國家弱化或喪失了調節生產和價格以應對糧食危機或饑荒的能力。

　　發展戰略方面，20世紀6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重構了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或糧食生產體系。先是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增加農作物產量的“綠色革命”，宣稱要在非工業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綠色革命”確實在一些國家實現了單產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其并沒有扭轉農業領域資源和產品分配向優勢一方集中的趨勢，產量提高并沒有增加脆弱群體免于饑餓的能力，反而明顯強化了發達國家控制的農業綜合企業在市場中的權力。農業生態和生物多樣性大量喪失，還造成一些發展中國家水位大幅下降，土壤鹽堿化和侵蝕加劇，大批農民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貧民窟，以往保證糧食安全的傳統農業及食品生產體系也被放棄。

　　金融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綠色革命”中負債累累，此時秉持新自由主義理念的一些布雷頓森林機構代表發達國家粉墨登場。它們指導發展中國家開展債務重組，并要求后者實施開放市場、放松政府管制、金融深化等經濟自由化舉措，迫使發展中國家政府取消對面包、大米、牛奶和糖等商品的補貼，并大幅削減教育、衛生、住房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公共開支。在這些機構“指導”下，一些發展中國家貨幣被迫貶值，以使其本國產品出口更便宜，不過其國內購買力卻隨之下降；一些國家利率提升，在資本賬戶放開的條件下，為蜂擁而至的國際資本帶來巨額回報，并在國際資本的一輪輪進出和收割中喪失對本國重要產業的控制權。這些措施導致相關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陷入極端貧困狀態。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通過出口獲取外匯，增加了迎合國際市場需求的單一作物生產，同時減少了本地消費的農業投入，在糧食安全方面對國際市場產生了較高依賴。

　　貿易方面，發展中國家的關稅壁壘被大幅削減，這為來自美國和歐洲的高補貼產品進入提供了便利。美國對農業綜合企業的補貼約占其農業產值的四分之一，歐盟更是高達40%。巨額補貼之下，這些農產品的銷售價格不僅低于其成本價格，而且低于發展中國家當地產品價格，嚴重破壞了當地的農業生產，發達國家的利益集團則獲益頗豐。在國際機構“發展政策”的助推下，發達國家支持的跨國公司憑借其資本主義贏利邏輯支配的產業化的集約型糧食生產模式，摧毀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傳統的農業生產體系，很容易在糧食對外依存度高的發展中國家釀成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