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制勝法寶

　　作者：房寧（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文科講席教授）；張悅琪（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通過建設和改革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制勝法寶，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時期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重要理論。統一戰線的實踐與理論產生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開端以及最早的理論創新。在建立新中國和建設與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實踐與理論不斷發展，形成了最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實踐體系和理論體系。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繼續探索前進，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繼續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關鍵詞〕統一戰線；理論創新；新社會結構

　　〔中圖分類號〕D6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21）02-0051-07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現代化進程中的民主參與政治制度創新研究”（18VBN018）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他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回顧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毛澤東指出的三大法寶中的第一法寶“統一戰線”，不僅是革命時期克敵制勝的法寶，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攻堅克難、推進事業發展前進的一大法寶。堅持和實行“統一戰線”反映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國家獨立、社會解放，實現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基本規律，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理論創新。

　　一

　　一百多年前中國社會積貧積弱、內憂外患，處于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救亡圖存、尋找強國之路的時代課題和歷史任務，使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一切都在探索之中，一切都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那時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也有兩個“法寶”，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本”，二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而當時，這兩大“法寶”卻時常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行動上產生矛盾與困惑。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第一個重大舉措是要求中國共產黨實行“國民革命”，具體方法是要求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當共產國際明確指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時，遭到了當時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的強烈反對。陳獨秀只知道共產黨搞的無產階級革命，怎么能夠和資產階級政黨搞到一起？！那時的共產黨人是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理論搞革命的。

　　中國共產黨真正開始從中國實際出發，尋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革命之路，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不得不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開展武裝斗爭。1927年10月，毛澤東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到達江西中部井岡山，在把袁文才、王佐領導的農民武裝編入工農革命軍后，攻取茶陵、遂川縣城，建立了兩縣工農兵政府。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打破江西國民黨軍第一次“進剿”，占領寧岡全縣，成立了寧岡縣革命委員會。至此，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

　　毛澤東曾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的時候，不僅各種反動勢力不相信紅色政權能夠長久生存，就連當時革命隊伍中也出現了“紅旗能夠打多久”的疑問。1928年10月，毛澤東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分析了中國革命發生的歷史條件或國情，指出了中國革命在特殊的歷史和國情條件下的特殊道路。毛澤東指出：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即帝國主義列強的中國代理人不同軍閥及白色政權之間的持久性沖突與戰爭，“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毛澤東斷言：“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

　　毛澤東關于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分析及理論是中國革命的真實依據，揭示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基本規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提出了真正屬于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理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的開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端。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所揭示的中國革命規律中，蘊含了后來成為中國革命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的戰略、策略與理論，可以說是統一戰線的邏輯起點。因為有代表不同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的各方軍閥及其白色政權，以及它們之間不斷的沖突和戰爭，共產黨和紅色政權就可以在它們沖突所提供的時空中生存、壯大，還可以利用軍閥及白色政權之間的矛盾，建立暫時或長期的聯盟，以求革命力量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對中國特殊歷史條件和國情的分析，實際上已經蘊含了探索利用敵對勢力矛盾，離間分化對手和建立統一戰線的必然要求。事實上，在中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的重要條件就是與國民黨地方軍閥建立了統一戰線。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蘇區軍民先后取得粉碎國民黨反動派三次大規模“圍剿”的重大勝利，將贛西南、閩西兩蘇區聯成一片。中央蘇區發展到包括涉及28個縣境、擁有15座縣城，總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250多萬的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從1928年2月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蘇區，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先后堅持了近7年，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猛烈沖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在幅員和人口如此之大的革命根據地長期堅持斗爭，需要大量而穩定的經濟和財力支持。正如毛澤東后來說的，革命首先就要有飯吃。

　　在中央蘇區時期，中央紅軍和地方武裝發展到20多萬人，中央蘇區的財政供養人員保守估計近40萬，這需要非常巨大的財政保障。處于國民黨軍隊和地方軍閥包圍之中的紅色革命根據地怎樣才能生存下去呢？一個重要的手段就建立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是在必要情況下聯合與團結一切可能聯合與團結的力量結成合作或協作關系。當時在中央蘇區最重要的統一戰線對象就是廣東軍閥陳濟棠。陳濟棠在大革命失敗時，曾積極地反共和鎮壓共產黨和革命群眾。但在中央蘇區時期，紅軍利用陳濟棠為首的廣東軍閥與國民黨中央的矛盾，以當時德國重新軍事化的契機，把根據地擁有的重要軍工物資鎢沙通過廣東軍閥輸往海外，為中央蘇區獲得了最主要的經濟與資金來源。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結束后，蔣介石將堅持抗戰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剿共”。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聯合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陳銘樞等，于1933年11月發動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中央紅軍與十九路軍建立統一戰線，使福建也成為了鎢砂出口的新渠道，為中央蘇區獲得了大量資金和物資。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執行左傾錯誤路線，排擠毛澤東等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人，致使與十九路軍的統一戰線破裂，中央蘇區逐漸斷絕了與外界聯系的最主要的資金和物資來源。繼而中央蘇區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成為后來中央蘇區失敗，最后被迫實行“長征”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失敗從反面證明了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中央蘇區失敗，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的時候，與廣東軍閥的統一戰線仍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中央紅軍長征的出發地是中央蘇區南部的于都，而選擇從于都出發正是因為和廣東軍閥陳濟棠部達成了默契，紅軍得以從贛南出廣東迂回躲過了國民黨反動派設置的包圍圈。

　　統一戰線的破壞導致了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失敗，而帶來中國革命的轉機和中國共產黨命運的轉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史稱“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主張把中國包括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以及一切軍隊在內的所有階級、階層和社會群體聯合成新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八一宣言”的發布立即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社會各界包括海外華人僑胞和國民黨內諸多派別紛紛響應，深刻改變了中國政治形勢和社會氣氛。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陜北子長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瓦窯堡會議”。會議進一步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議決議提出，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任務就在于發動、團結和組織全中國和全民族一切力量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會議決定將建立“工農共和國”口號改為建立“人民共和國”。

　　在日本帝國主義日益加緊侵華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感召下，一年后，愛國將領發動了“西安事變”，最終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也在最危難的時刻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使中國共產黨轉危為安，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正確道路，直到新中國建立。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友人談話時說：“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斗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是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促成的，史稱“協商建國”。新中國既是“槍桿子”打出來的，也是經過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協商”出來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著名的民主建國“五一口號”，鄭重要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建立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開端。“五一口號”發布后，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積極響應，各界愛國民主人士高度贊同和擁護民主協商建國的主張，當年郭沫若曾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宣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創立，由代表愛國統一戰線的46個黨派、人民團體的662人參加。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三個為新中國奠基的歷史性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代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新政協的成立標志著新中國的誕生，史稱“協商建國”。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中國的成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產物。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艱苦歷程中，統一戰線的實踐與理論發揮了重大歷史作用。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形成了寶貴的統一戰線的歷史經驗。這些寶貴的歷史經驗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中國革命中統一戰線必須由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是由中國近代所處的歷史環境和中國國情以及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步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成為中華民族面對的兩大歷史任務。為解決這兩大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封建階級革新派到農民領袖，從資產階級改良派到革命派，各個階級、各個政黨、各種主張、各種制度都試過了，但都失敗了。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擔負起了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完成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各個階級、各種政治力量無法擔負和完成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第二，在統一戰線的實踐中，堅持運用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利用矛盾、團結多數的策略原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統一戰線策略方針，團結進步力量，對于落后反動勢力采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方針，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最大限度地削弱頑固反動勢力，最大限度地壯大進步力量。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針對愛國進步力量及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提出和采取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與海內外一切愛國進步力量及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真誠合作，共同推進了新中國的建設與進步。

　　第三，在統一戰線中，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中，我們黨始終保持了獨立性，堅定地在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中發揮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在政治上逐步把同盟者提高到當前革命綱領的水平，而不是把自己降到同盟者的水平，這就是在統一戰線中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在堅持原則堅定性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又保持統一戰線政策的靈活性，將政策靈活性與原則的堅定性結合起來。這就是在革命和建設的全部進程中，根據具體的條件、環境和任務，及時地改變和調整黨的策略和政策，與同盟者達成必要的妥協，以求得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最大利益。

　　二

　　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不能離開統一戰線。而一旦離開統一戰線，革命和建設就會遭受巨大的挫折和失敗。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左”的錯誤逐漸發生發展，最終造成了國家的大混亂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倒退，這期間愛國統一戰線也遭到了巨大破壞。“文革”十年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工作陷于停頓，從1966年至1978年全國政協沒有召開過全體會議。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統一戰線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其對象、內容、形式和作用有所區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歷史征程。新時期的統一戰線是聯合海內外一切愛國力量，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為目標的統一戰線。海內外一切愛國的，贊同、擁護、支持中國發展的各個階級、階層、群體乃至個人，都是愛國統一戰線的對象和成員。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統一戰線在支持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在使中華民族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復興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以統一戰線在對外開放中發揮的巨大促進作用為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實行的第一項重大經濟體制改革舉措，是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四個對外開放經濟特區。設立經濟特區的目的是吸引海外投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開拓海外市場。經濟特區在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廣大海外愛國華僑華人積極響應和支持。在20世紀80、90年代，外來投資和建立“三來一補”企業主要來自海外華人僑胞的資本。90年代初，廣東每年新增僑資企業數在全國的比重高達60%以上。海外華人僑胞的早期投資有力地支持了中國內地工業化的起飛，有力地支持海外市場的開拓。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外資企業增長迅猛，2020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再創新高。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從一個封閉經濟體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資流入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與中國面臨“百年未有大變局”，全面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改革開放40多年來，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發展帶來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社會結構變化對于社會各群體關系、社會和諧與穩定帶來了新的問題。社會結構變化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面臨的最大最深刻的挑戰，這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實踐提出的新課題。新時代的統一戰線工作要有新思路、新舉措和新格局，黨中央提出了構建大統戰的方針，就是新時代統戰工作新思路、新舉措和新格局的破題。

　　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繼續探索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實踐與理論。2022年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統一戰線政策100周年。2022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召開統戰工作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出席會議，對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與理論作出了重要論述。

　　首先，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概括和提出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的基本任務。這就是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堅持與時俱進、守正創新，加強思想政治引領，發揮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和諧，促進海內外中華兒女團結奮斗，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聚磅礴偉力。

　　其次，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概括和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在新時代條件下的內在規律。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的指導思想和核心問題是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的關系。這是對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規律性的深刻認識與闡釋。

　　最后，習近平總書記深刻論述了新時代統一戰線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樣性的重要表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上，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表現為：堅持發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發揮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統一；在統一戰線中的民族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表現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黨的民族工作主線和堅持與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統一；在統一戰線中的宗教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表現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與堅持黨的宗教政策，保障各族人民群眾宗教信仰自由，做好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統一；在黨外知識分子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表現為：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公有制經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的“兩個毫不動搖”的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做好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黨的統一戰線百年發展史的智慧結晶，是新時代統戰工作的根本指針，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實踐和理論在新時代條件下的發展創新。

　　三

　　在新時代，繼續堅持并不斷探索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實踐和理論，重點是實現和發展新時代新的社會結構之中的統一戰線。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把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一個初步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國家。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也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當前中國社會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轉變。新的社會結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基本國情。在新時代，未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實踐和理論，就是要在新的社會結構條件下團結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立和實行最廣泛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實現民族復興的統一戰線。

　　恩格斯在總結馬克思一生重大理論貢獻時指出，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終其一生有兩大理論貢獻，一是揭示了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基本原理，二是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經濟剝削。關于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原理，馬克思指出，迄今為止的社會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階級斗爭體現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階級斗爭所有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爭取社會統治和地位，而爭取社會統治和地位的斗爭主要是在舊階級與新階級之間展開，舊階級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和地位，新階級要爭得統治和地位。這便是階級斗爭的基本性質與內容。當代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原有意義上階級已經不復存在，但社會階層、群體依然存在，特別是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推進新的社會分化也隨之而來，相應地中國社會也產生和出現了新的群體矛盾。恩格斯所概括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結構的基本理論是我們建設和發展新時代統一戰線的基本依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其最突出的表現和最顯著特征是出現了三大新興群體，它們是民營企業家、城市“白領”和農民工三大群體。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民營企業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建設者，是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的重要投資和經營主體。城市“白領”是從事技術與管理工作的非體力勞動者，是維護和支持市場經濟運行和知識創新的重要人力資源。農民工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獨特現象，改革開放使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農民工是中國制造業的主要勞動者、承擔者。與民營企業家、城市“白領”和農民工三大新社會群體相對應的，還有三個“老”社會群體，它們是干部、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在鄉農民。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這三大群體自身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但畢竟在改革開放前他們就已經存在，在中國社會體系中一直占居著重要的主體地位。

　　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和揭示的社會政治發展原理，當前中國社會階層之間的主要矛盾存在于新社會群體與“老”社會群體之間。雖然從法律意義上，中國所有的社會群體的地位是平等的，發展機會也是均等的，但顯然事實與法律、經驗與規范之間還存在著很大距離。當代中國六大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與矛盾主要表現為，“老”社會群體在社會體系中已經具有穩固的地位以及利益表達與實現機制，而新興社會群體的社會地位并不明確和穩定，其利益表達和實現機制的制度化水平較低。雖然當代中國社會的不同群體之間存在差異和矛盾，但都屬于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人民內部矛盾。黨在新時代的統一戰線應發揮新的歷史作用，新時代統一戰線的政策與工作的重心和重點在于協調新、“老”社會群體的差異與矛盾，最大限度地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尤其是改革開放中新興社會群體的利益和愿望，這是未來新時代統一戰線工作面臨的新課題和新任務。

　　中國共產黨70多年的奮斗和探索經歷表明，什么時候堅持統一戰線，什么時候事業就進步就勝利；什么時候放棄統一戰線，什么時候事業就遭受挫折和失敗；什么時候發展統一戰線，什么時候事業就獲得新的活力。歷史證明：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克服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前進、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大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