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右傾——近年來美國主要智庫政治傾向與對華立場簡析

　　作者：李鼎鑫（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黃蕙（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

　　智庫（think tank）一般是指儲備知識、提供思想的“倉庫”。智庫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擁有巨大影響力。二戰后，美國智庫機構數量增長近3倍，截至目前，美國擁有逾1800家規模不一、定位各異的智庫，每年總收入達到十億美元以上。美國智庫每年發布大量的政策研究報告，試圖引導美國國內甚至國際輿論，進而影響美國官方政策，被美國媒體稱為“第五權力”。2016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急遽向右轉，其背后就有美國智庫的影子。本文所說的右傾（right deviation），是指政治思想上認識落后于實際，不能隨已發生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變化、前進，甚至違背客觀發展規律的傾向。本文擬對此階段美國智庫政治趨向特別是積極參與對華政策的部分智庫立場“右傾”轉向進行簡要分析評估。

　　1 當前美國政治光譜中的智庫分布

　　美國的決策界高度依賴智庫所提供的政策建議，政府與智庫之間的全方位密切合作在全世界范圍內罕有其匹。這種牢固而特殊的聯系與互動關系，造就了美國智庫紛繁復雜的政治分野現狀，各類大小智庫廣泛分布于從左翼到中間立場再到右翼的政治光譜上。

　　政治上持中間立場的智庫占據了主要智庫中較大比例。其中，較大型或較有影響力的智庫包括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等。成立時間較短的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以及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也都不與特定的政黨立場綁定。這部分智庫中存在著一些研究領域較為全面的大型智庫，中立或不明顯的政治主張較有利于其廣泛地開展政策建議或游說工作。

　　而在政治光譜左翼部分也有些較有影響力的智庫。例如，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一般被認為是政治立場傾向中立的智庫，但從近年來的研究成果以及其組成的研究人員背景來看，該智庫已偏向中左的政治立場。左翼智庫中較知名的是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該智庫與民主黨關系密切，特別是在奧巴馬時期。此外，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等都屬于美國國內較成規模的左翼智庫。

　　右翼保守派智庫中，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是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該智庫在經濟與財政政策上素有專長，從里根執政以來就一直是美國保守派知識界的最突出代表。此外，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以其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在智庫界確立了自身地位，近年來特別是特朗普當政期間與其立場相近，一度得到美國政策界的重視。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New American Century）、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戰爭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以及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等也是偏右翼的智庫。

　　以歷史來看，美國持有極左或極右立場的智庫數量相對較少。但近年來，特別是特朗普、拜登相繼擔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主要智庫從總體結構上呈現較為顯著的、帶有一定整體色彩的“從左向中”和“從中向右”的轉向進程。這一點可以從美國主要權威智庫對華立場的變遷過程上清晰地看到。

　　2 當前美國智庫的對華立場日趨“右傾”

　　傳統上，許多美國主要智庫都設有定位于亞洲或中國研究的部門和團隊。近年來，由于中國正在逐漸成為美國對外政策、全球戰略的關注焦點，更多的智庫開始逐漸將對外政策研究重點轉向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外交政策、對外影響力以及各領域實力結構的研究。

　　一直以來，大多數美國主要智庫并未對中國形成帶有很強執念性質的看法和立場；少數對中國抱有較強硬立場的智庫，通常是政治立場偏右的智庫；而立場偏中間或偏左的智庫，則通常不對中國持極端的政策、原則主張，甚至一些偏左的智庫對華持有相對友好的立場。例如，美國外交關系協會聚集了許多跨黨派人士，是為美國對外政策出謀劃策的重要參考機構，供職于該智庫的許多研究人員偏向于主張維持與中國的正常外交關系。而與中國清華大學保持長期合作關系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也是美國智庫中對華比較了解的智庫之一。

　　集中在政治光譜偏右翼部分的傳統基金會、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以及卡托研究所等都屬于較典型的對華持鷹派主張的智庫。另外，從近幾年的各項報告來看，有兩家政治立場原來屬于中立的智庫——蘭德公司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也漸趨“右轉”，不時出現在對華偏鷹派的智庫陣營內。近年來，蘭德公司十分關注中國軍事實力發展問題，公開出版多個專項研究報告，并向美國政府提出應對措施和建議。有些關注特定議題的智庫，盡管原來立場偏中立或不顯著，但也開始有右轉的趨勢，對華態度逐漸強硬，如歷來關注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而創立于冷戰時期的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起家于對美國冷戰對手蘇聯的研究，目前研究對象和領域主要是俄羅斯、中國及反恐怖主義，從其誕生背景和發展軌跡可以判斷其整體對華立場趨于鷹派。相對于大多數美國主要智庫，對華立場趨于中立的智庫不過是基于美國政治框架和價值觀上的中立，未必等同于對華持友好立場。不少中間派智庫在一些政策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對中國有所批評，但相對于對華持強硬立場的各大右翼鷹派智庫，其批評更多的是指向特定政策和領域，而不是凸顯甚至放大意識形態、政治文化差異。

　　總體上看，雖然美國智庫對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持中立或不甚鮮明的立場，但隨著特朗普執政4年來，在美國朝野掀起對華仇視、敵對和極限打壓的浪潮，以及拜登政府上臺后對特朗普對華政策主張的“蕭規曹隨”的態度，美國已形成全政府對華強硬態勢，作為美國政府智囊的美國智庫不可能自外于此潮流，于是對華立場偏強硬和鷹派取向的智庫機構數量不斷增多，開始逐漸影響美國精英、決策界的戰略判斷。對于中國而言，要通過智庫渠道與美國保持、建立新的聯系管道，未來或將面臨更大挑戰。

　　3 美國智庫“右傾”趨勢如何影響美國對華政策

　　3.1 以公開方式將觀點意見和政策建議傳遞給決策者或公眾

　　美國智庫善于搭建影響政府決策和社會輿論的平臺，如舉辦學術研討會、在學術機構演講等。積極利用公共平臺為民眾提供意見表達的渠道，近年來開始更多地借助網絡社交平臺傳播研究成果，引導社會輿論。

　　保守的中右翼智庫的很多研究成果對美國政府經濟、外交、安全等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撐，甚至引領作用。以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蘭德公司、新美國安全中心等智庫為例，2017—2018年間，共產生涉華議題網絡傳播報告360余篇，先后提出“科技冷戰”“新冷戰”等“現象級”觀點，被美國戰略界、輿論界廣泛應用。

　　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的對華政策與戰略研究界“右傾”趨勢開始抬頭，更有部分保守派智庫，如傳統基金會、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和帶有極右翼色彩的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de）等智庫，為反華勢力搭臺，成為部分反華言論發源地甚至反華大本營。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 G.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18年年底出版的《國家的反擊：中國經濟改革終止》一書中，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走勢提出許多觀點，質疑中國推行所謂的“國進民退”經濟發展策略，這種觀點獲得許多美國政界人士的關注甚至認同，引發其對中國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的不滿和對中國崛起的憂慮，美國政界人士紛紛支持美國政府施壓中國改變經濟結構、開放市場等政策，甚至要求中國改變政治制度。

　　3.2 以“旋轉門”機制直接參與外交決策過程，將相關政策建議直接送達決策者

　　美國通過“旋轉門”機制，建立穩固而靈活的交流渠道，使政府部門和高級智庫人才牢牢綁定，給后者提供常態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政策制定的空間，例如，部分智庫研究者直接擔任總統內閣官員或被聘為總統辦公室幕僚顧問，或擔任總統與國會咨詢委員會成員，將研究者個人或智庫的意見直接傳遞給行政機構及其首長以及立法機構。

　　智庫學者近乎機制化地加入總統“內閣班子”“白宮班子”，推動“旋轉門”高速旋轉，大大地提高了智庫對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力。特朗普在任期間，部分智庫學者進入白宮決策層或者充當政府顧問，其中，有些具有中國大陸背景的華人學者進入美對華外交政策決策過程，如炮制“區別中共與中國人民”謬論的美國海軍學院歷史系教授于茂春被聘為特朗普政府國務卿蓬佩奧團隊的中國戰略項目牽頭人；普渡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院長蔣萌被聘為蓬佩奧科技顧問、美國國務院首席科學顧問；出生于中國新疆、先后在哈佛大學和馬里蘭大學獲得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和國際安全與經濟政策博士學位的伊勒特比爾被任命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此外，長達七年任駐華記者、與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關系密切、炮制所謂“武漢病毒”并開啟驅逐中國記者風波的博明，被任命為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明常常以個人名義發文，2020年，他借“五四”青年節闡述其對“五四精神”看法，外界認為從中可以窺視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影子；被認為是強硬派的美國智庫——東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資深研究員、在美空軍服役35年的美國前駐華武官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擔任負責對華外交的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美親臺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克里（Kelley Currie）擔任美駐聯合國副代表等。

　　特朗普在任期間，美國對外政策班子中部分成員直接或間接來自智庫，特別是具有較強中國背景的團隊開始操刀對華外交政策。可見，正是從特朗普時期開始，美國智庫“右傾”趨勢明顯加大，在制定對華強硬政策中發揮了重要影響，包括切斷對中國的美元聯系、港幣兌美元匯率機制、簽署“美臺自貿協定”等反華政策，一直在相關右翼智庫的政策儲備箱里。與此同時，秉持客觀、中立立場的部分中左翼美國智庫遭到急劇邊緣化對待，其對美國政府對華重大決策的影響力大大降低，有些知華、友華智庫學者被噤聲甚至打壓，形成“寒蟬效應”。

　　3.3 美商界財團借智庫“掩護”推行金錢政治影響美國對華政策

　　美國智庫運作大多依靠個人和商業捐贈資金支持，這導致相當一部分美國智庫開展研究工作時很難保證立場和觀點的獨立性。

　　在向智庫捐贈資金的團體里，企業、商業協會、個人和基金會占據相當大比重，部分智庫的捐贈收入，甚至達到其總收入的70%甚至更高。例如，布魯金斯學會年收入超過90%來自捐贈，主要來自洛克菲勒財團等美國東部財團的支持。美國智庫背后一般都隱藏著利益集團和金融巨頭，社會捐贈和基金會支持經常成為這些財團的“白手套”。大型財團除了出于宗教信仰和道德傳統原因資助智庫進行一些有利于社會的超前研究之外，大多數研究均帶有個人或機構目的，要么謀求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要么通過智庫研究成果來影響社會輿論或左右政府決策，以實現其政治目的，例如跨國石油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等國防產品供應商。一些富裕階層也通過基金會形式，對智庫進行資助，間接達成自身商業或政治目的。

　　對于美國智庫而言，捐贈者或基金會的經費支持至關重要，越是出名的、影響力大的智庫“吸金”能力就越強。例如，處于美國智庫“第一方陣”的布魯金斯學會年預算為6000多萬美元，但其仍不是美國最有錢的智庫。偏向右翼的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和蘭德公司等由于與美國軍方和軍工集團聯系密切，預算比布魯金斯學的預算更多，當然研究成果無疑也要盡量滿足其背后“金主”的主張和需求，故各類渲染“中國威脅論”的所謂“中國戰略報告”和“中國軍力報告”頻頻出臺，以便為美國政府向經常為智庫提供研究經費的軍工企業大規模采購武器“背書”。

　　3.4 通過專業化研究，直接向美國政府提供政策建議，或邀請政府官員參與智庫研究選題策劃和內部政策研討

　　政府部門會經常通過政策咨詢、閉門研討等方式，邀請智庫研究人員參與政策討論。

　　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白宮與保守派智庫的關系更加緊密。哈德遜研究所、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傳統基金會等智庫紛紛加大投入，并與白宮官員保持更加密切的溝通，積極參與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決策過程。同時，它們通過出版專著、發表研究報告、參與國會聽證、組織學術會議、增加媒體亮相、主持政府課題等渠道，不遺余力地發動包括媒體和公眾等利益相關者在內的全社會力量協同互動，從外部擴大對華輿論攻勢和國際影響，間接幫助美國政府實現對華政策目標。

　　4 結語

　　自特朗普、拜登相繼執政以來，美國政府的對華策略和政策取向發生了較大變化，矛頭直指經貿科技，同時雙邊關系其他領域也全面吃緊，美國精英對華“激烈競爭”問題上也逐漸取得一致。涉華議題在美國對外政策中前所未有地突顯出其重要性和敏感性，也幾乎成為美國主要智庫的首要或至少是核心關注點之一。

　　伴隨著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急遽強硬化“右轉”，美國智庫“右傾”勢頭也越來越明顯。拋開以極右翼標簽為傲的哈德遜研究所等嚴重“右傾化”智庫不論，色彩和立場偏向左翼、擁有李成等對華持有相對客觀立場學者的布魯金斯學會，也難于幸免美國智庫近年來抬頭的“右傾”趨勢，該智庫的中國秩序和戰略項目高級研究員、美國新保守主義代表、著名外交政策專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rgan)，2022年4月6日在《外交事務》上撰文《霸權的代價：美國能學會使用它的力量嗎？》，大力鼓吹針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爭，稱“美國要……阻止其（俄羅斯）試圖通過軍事手段重建地區主導地位”“美國應該對中國采取同樣的政策，明確表明美國準備……有效地用武力回應中國對其鄰近地區的任何軍事行動”。而羅伯特·卡根的妻子、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紐蘭·卡根（Newland Kargen），則策劃了推翻前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的行動，并扶植了之后的烏克蘭政府。美國《沙龍》雜志于2022年4月12日刊登了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克里斯·郝奇斯（Chris Hodges）的評論文章，稱“同一批好戰的外交政策專家及政府官員年復一年地策劃軍事行動……他們善變且政治嗅覺靈敏，在共和、民主兩黨間反復橫跳……是戰爭的‘皮條客’，是五角大樓的傀儡，是為其所在智庫提供大量支持的國防承包商。這些智庫包括美國新世紀計劃、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戰爭研究所、大西洋理事會、布魯金斯學會等”。

　　由此可見，美國智庫“右傾”趨勢背后，洞開的是美國政府背后的財團、軍工集團、華爾街金融大鱷永遠填不滿的欲望之壑，翻滾的是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當權建制派的利益合流，而必將深受其害的不僅僅是人們的健康思維，更可能是世界的和平甚至人類的存亡，因為美國智庫“右傾”趨勢正在令人不易察覺地為一場世界大戰編織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外衣。